施一公“西湖药方”的药引子是什么？
近日科技界的最大新闻就是施一公教授在杭州宣布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按照施一公教授的设想：西湖高等研究院，定位是民办，发展目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小型的、综合的、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建设西湖大学。笔者把这个科技发展纲领称作“西湖药方”。暂且不论“西湖药方”未来的疗效如何，仅就以施一公教授为代表的众多有识之士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拳拳之心，就值得我们为之点赞。但是，科技体制改革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需要摸索。相对于国内主流的公办与中式传统的科技体制而言，“西湖药方”给出的是一副完全西式的药方。如何看待这份“西湖药方”的横空出世呢
西湖药方的提出，从大的宏观环境来看，整个社会对于科技成果有着紧迫的需要，然而高端科技成果的供给严重不足，这也是国家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初衷之所在；再有，国内教育市场仍是卖方市场，公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仍然趋之若鹜，这就为社会的闲置资本提供了一个理想出口；第三，这种知识产品供给现状被学界精英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并为此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然而，好的初衷并不意味着一定结果圆满，因此，需要根据以前提出的创新基础支撑条件模型对“西湖药方”的成分做些简单分析。
任何私立研究机构的设立都是需要条件的，缺少必要的基础支撑条件是无法启动与运行的。关于基础支撑条件我们提出五要素模型：即制度、经济、人力、文化与舆论要素，前三项被称作硬性支撑条件，后两项被称作软性支撑条件。幸运的是，此次计划在硬性支撑条件方面全部满足，那么他们在软性基础支撑条件方面又如何呢？这些学界精英大多在西方一流大学工作过，权当他们在科研文化方面也是领先的，由于他们的特殊学术地位，相信研究院在未来也具备较多的舆论话语权。学术生产的特殊性在于，不是把这五要素简单拢到一起就会产生革命性的知识成果的，要素之间需要存在复杂的耦合机制，否则中东那些有钱的石油国家早就是科技强国了。基于上述分析，“西湖药方”在基础支撑条件方面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次“西湖药方”有几个比较新颖的切入点，如先从建设西湖高等研究院开始，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从建大学开始。客观地说，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切入点，它把研究院的启动与运行最大限度上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命运多舛，是因为它一开始就遭遇到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干扰，为了获得各种审批通过，无数次的妥协与折中，导致行动者的理想和热情都被那些如无底洞般的毫无技术含量的制度性因素耗尽。回忆一下朱清时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艰难历程，不难理解那些改革者“壮志未酬”的感慨。相比较而言，西湖高等研究院的设立就有如庖丁解牛，把开局定位在简约与可控范围内。
“西湖药方”的第二个巧妙之处在于地点的选择。此次选址不是在科技资源最为紧缺的河北、河南，而是选定在浙江，这真是神来之笔。据笔者小组的研究：浙江的制度成本连续五年（2009-2013）在全国是最低的，低制度成本对于任何事业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从侧面提示那些制度成本严重偏高的地区，降低制度成本是一切好的转变的开始。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人的精力和耐心是有限的，用在某处多了用在别处的自然会减少。对于任何理性的人与机构而言，必须最大限度上减少不必要的精力损失，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耀眼的业绩，以此树立信心，并增加抗风险能力，否则很有可能出现功亏一篑的现象。西湖高等研究院选择的发展路径就是这样的，它在最大限度上规避不可控因素的同时，也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业绩，以此，为后续发展积攒信任与认同基础。
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模式与传统时代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这就是学界常说的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分别。对于当下而言，知识的传播，倾向于采取“产－学－研”的结合；对于知识的生产而言，则需“政－经－学”的结合，否则知识的生产是无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独特之处恰好契合了知识生产的现代模式，它是一次成功的学术资本、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的结合。既有来自经济资本的支撑，又有来自学界的学术精英的力推，还有代表政治资本的权力的全力支持，仅从构成结构而言，这个模式很难复制。但是，要清醒意识到，不同的资本对于收益的预期是不一样的：经济资本需要通过这次合作为未来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并且使之最大化，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盈利模式，经济资本的持续介入是不可能的，对于民办研究机构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对于学术资本而言，如何最大限度上生产与创造社会所需的知识产品，并使自己的声誉最大化，同样是学术资本刻意追求的事情，声誉是对学术资本投入的长期回报，当声誉资本积攒到一定程度，同样是可以转化成经济收益的，这就是资本炼金术的秘密所在。关于收益的问题，学界总是刻意回避，这是错误的认识，通过学术资本积累获得的收益有两种形式：有形收益（经济收益）与无形收益（声誉）。我们的传统一贯是否定前者，过度褒扬后者，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现今学术市场上出现的名利双收现象，就是对传统模式的否定。对于政治资本的介入而言，同样希望获得政绩的最大化，这是权力的合理诉求，只要本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伦理原则即可，如带来GDP与就业的增加、带来新的知识成果并驱动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化，这些都是合理的政绩工程。这次合作在三种资本的最大诉求之间形成了充分的共识面，多方利益主体期待出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这才是本次合作能够快速启动的原因之一。
这种合作模式也面临一种潜在的风险：如何协调多方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观的差异？如果收益分配不均衡以及价值观融合出现问题，就会给研究院的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诚如坊间所言：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结合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特点，这个构成结构中相对稳定的是政治资本，毕竟一家研究院的建立对于当地而言是利大于弊的，只要它能正常运转，就会给当地带来一系列可观的政绩回报，而且这份回报会随支持力度而递增。对于经济资本与学术资本而言，可以采取经营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模式，经济资本通过投入换取研究院产出的知识产权与当下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施一公之所以要先发展研究院，也是明智之举，除了避免成立之初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外，更希望通过可掌控的研究优势快速做出成绩，换取合作各方的认同以及坚定支持。那么，“西湖药方”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做出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重大成果就成为决定西湖药方是否发生作用的药引子。
问题是维系各方持久合作的成果来自哪里呢？施一公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的科技力量主要包括三部分：其一，创始成员都是学界精英，大多身兼要职；其二，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科技团队；第三，潜在的后备力量就是改革开放后学成回国的二百多万海外留学人员。这个知识生产团队看起来很漂亮，但实际运行起来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前两个层次的学界精英大多名花有主，他们能全职来研究院任职吗？如果不能，那么由他们产出的科技成果的产权归谁？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兼职的模式显然是无法胜任研究院所期冀的发展目标的，而庞大的海归后备人才中，有能力的也早已被签约，余下的鉴别成本也是非常高昂，如果人才问题解决不好，预期成果的出现就变得极为不确定，那么，这个合作结构时刻存在解体的风险。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廉价是科学的美德而非罪过，如果西湖药方的成本太高，在未来的竞争中也是存在风险的，除非是那种缺乏弹性的原始创新成果，否则这剂药方也会被市场中的廉价药方替代。突然想借用一下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论什么药方，能够产生疗效的才是好药方。
来源：药渡头条